□ 李 振

作为一位本土诗人，山西灵石的王俊才始终就其乡土情怀，倾诉着他青春的感伤、爱的怅惘；他浓郁的“乡愁”不间断地释放，与中国社会全面“城镇化”推进的进程相伴随；《农谚里的麦子》（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所辑入的123首诗作，正是他多年抒情跋涉的充分见证。本文就诗人亲近其情感“圣地”的多样化举措，探讨他“返乡”的真情所贯穿的清澈、素朴的诗意。

《农谚里的麦子》于2019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作为王俊才的代表性诗集之一，虽无分辑，但在排版上，相同风格与类型的诗歌大多“组团”出现，并以两行体或三行体的形式所展现，较为集中地呈现了他近年来的诗歌创作水平。

王俊才亲近其情感“圣地”的多样化举措表现在他建立、亲近情感圣地与他对情感“圣地”的寄托。从乡土之中成长起来的王俊才，在建立他的情感“圣地”后，乡土情怀自然而然成为了他情感“圣地”的标志性“建筑”，成为了他诗歌写作的核心，并始终贯穿在他的诗歌之中。同时，王俊才把乡土情怀当作自己诗歌写作最大的动因与武器，通过对自身乡土情怀的直接抒发和寄托，他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返回着自己的那一方乡土。恰如海德格尔所言：“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唯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神秘展开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从王俊才对其情感“圣地”的亲近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返乡”的真情与其中所贯穿的清澈、素朴的诗意。

从农村成长起来的王俊才，一直接受着乡土对他的滋养，乡土的养分在他心里种下了建立情感“圣地”的种子。同时，在现实困境的不断冲击下，作为一个怀抱文学梦想、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基层写作者，他用自己独有的方式：通过诗歌写作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情感“圣地”，来应对这一切。

三十多年在农村的生活，成为王俊才人生中一个重要的经历，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农村的这方乡土与他保持着密切的距离。在这里，乡土给予了他最为熟悉的人和事物，他赖以生存的家，给予了他的几乎一切；也是从这里，他得以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人”逐渐长大，可以说乡土像父母一样孕育了王俊才。与此同时，在农村这方乡土长时间的生活中，王俊才也不断接受着农村相对简单的环境、充满“自然”的气息为其输送的养分。多年来，他一直游走于农村的田间地头，背靠农村的黄土地，物质的相对匮乏、环境的相对隔绝、农村淳朴的民风使他巧妙避开了很多外在因素对他的影响，这让他有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经验与个人力量，并让他陶醉其中，成为他的重要记忆。就在这样长久的陪伴下，乡土占据了王俊才内心一个最主要的位置，这也引发了他对乡土的厚重情感，加深了他与这方土地之间的联系，而保持了与社会“真正现实”的距离。正是在他三十多年的乡村“留守”中，乡土成为他紧紧揪住的救命稻草，在他内心建起了情感“圣地”的地基。

在王俊才建立了他的情感“圣地”后，王俊才为了继续应对现实对他的不断冲击，并直接抒发内心已经萌芽的乡土情怀，他在实际中用更多的笔墨表达了对情感“圣地”的亲近。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几近单纯与执着的抒情方式，即他对那方乡土的强调与反复咏叹，对他脚下乡土的浓浓依恋与怀念，他早已把这一方乡土当做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在这一方乡土上，他在自己的成长回忆中找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亲人，找到了自己脑海中的乡土风物，这一灵魂上的归宿，不单单是时间这位伟大的作者所致，更是伦理情感在他身上不可磨灭的特殊标志，这一标志赋予了他对于乡土的独特感受，并真正成为了他的乡土情怀的有力表现。

在王俊才的情感“圣地”中，他在自己的成长回忆中不仅找到了他的父亲，也找到了他的其他亲人，他对情感“圣地”的亲近也表现为他对于其他亲人的亲近。在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王俊才成长回忆中的这些亲人“行走”于各处，作为诗歌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为王俊才提供了一个通往过去与爱的渠道。而这些亲人不只是母亲、兄弟这样的骨肉至亲，同样也包括血缘范围内的父老乡亲和与自己几乎同身同命的“同根”之亲。这样的“亲情”显然无法单独走出王俊才的脑海，王俊才用比较多的笔墨和篇幅作为一根有形的锁链紧紧把无形的亲情给锁住了。他不仅有与其他人一般的深情，而且基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实际经验，他几乎全力抒发自己对于亲人的情感。

以上我们对王俊才亲近情感“圣地”展开了探讨，对他“返乡”的真情所贯穿的清澈、素朴的诗意表达了肯定。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讲演中说：“人是不朽的……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王俊才正是通过亲近自己的情感“圣地”的行为来告诉我们：面对残酷的现实，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不要忘记我们“昔日的荣耀”，我们就会真正拥有诗意，就会真正走向情感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