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燕遗址

文明晨曦

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生活在晋中大地上的人类迎来原始社会的第一次大变革，进入了考古学上称为新石器时代的全新时期。新石器时代的晋中，是北方和中原两大民族频繁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是多民族活动的舞台和多元文化的熔炉。

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显示，在晋中范围内，分布着159处这一时期的遗址，其中面积较大、文化内涵比较丰富的有太谷白燕遗址、榆次源涡遗址和北合流遗址、祁县梁村遗址、平遥婴溪遗址和南依涧遗址等。

文物考古工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在晋中发掘了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表明，晋中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独立的考古文化区。这个地区与周围地区文化面貌和特征方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是它的历史发展是相连贯的。

新石器时代早期劳动工具

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不仅在山西很少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也并不多见。

1972年，在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村，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其文化内涵与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很大差异，因而命名为磁山文化。

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是石磨盘和石磨棒。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称这一发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

198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长治市武乡县石门乡牛鼻子湾一带，征集到石磨盘、石磨棒各一件，皆为红色粗砂石制成。磨盘为圆角长方形，底部置横圆柱状盘足，形制与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磨盘相似。

无独有偶，昔阳县文化馆也收藏有石磨盘、石磨棒各一件。据了解，石磨盘、石磨棒出土于昔阳县东北部的王寨。据老文物工作人员讲，石磨盘为圆角长方形，底部有横条状盘足，青石质。石磨棒也是青石质，长45.6厘米，直径5.5厘米，重1.87千克。除岩性不同外，其形制与武乡征集到的石磨盘、石磨棒相似，明显属磁山文化的范畴。

武安在太行山东麓，昔阳、武乡在太行山西麓，三地同属海河流域而且相距不远，均应在磁山文化分布范围内。20世纪90年代，晋中地区文物工作站工作人员曾到昔阳王寨一带寻找石磨盘、石磨棒的出土地点。从村民口中得知，王寨遗址原本面积不大，可惜早年就被泛滥的洪水冲刷得无影无踪。我们相信，太行山东麓能够发现典型的磁山文化遗址，在相邻的太行山西麓发现同类型遗址也是有可能的。

武安磁山遗址还出土了目前已知最早的粟。经碳-14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300年前左右，说明7000多年前中国北方地区就已经开始了对粟的栽培。由此推测，同属磁山文化分布范围的晋中榆社、左权、和顺、昔阳一带也应该存在原始农耕文化的物质遗存，这与该地区目前发现的密集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有着必然的联系。

上土河仰韶文化早期遗址

上土河遗址在太谷小白乡上土河村。20世纪80年代初，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太谷区文物管理所组成的晋中考古队，对其进行了调查和试掘。

仰韶文化因首次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而命名。上土河仰韶时期早期遗址出土了圜底钵、素面折唇圜底壶、鼎、叠唇弦纹罐、夹砂绳纹鼓肩罐、弦纹罐为组合的陶器。彩陶数量较少。钵有“红顶碗”式的，也有施黑彩带纹或红褐彩叶脉纹的。鼎的足部为圆柱状并施有按压纹。壶的口沿为小口折唇。罐有夹砂和泥质两种，都装饰有弦纹。晋中地区仰韶时期晚期的遗存比较丰富，早期的遗存则发现不多。

有学者认为，上土河的资料尽管比较少，但从器物组合和纹饰特点来考察，一看便知与河南安阳后岗一期文化颇为接近。晋中地区以上土河为代表的遗存应该属于后岗一期文化范畴。学术界过去只把豫北冀南作为后岗一期文化的分布地区，随着太谷上土河仰韶时期早期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这一文化分布范围的空白，证明其分布范围远远不止豫北冀南，并且还是相同文化的又一种类型。

白燕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白燕村坐落在太行山西麓的山前缓坡地带，西南距太谷城约15公里，北距嶑峪河约4公里，南临乌马河，西南与相传春秋时期晋国大夫阳处父的封地阳邑隔河相望，两村相距约4公里。遗址主要分布在白燕村西北的河滨阶地上，现存范围东西长830米、南北宽430米，面积达35万平方米以上。

白燕遗址是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全国文物大普查时发现的。1980年，古老的村落迎来了由国家文物局、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的晋中考古队。他们要在太谷文物管理所的协助下，通过对白燕遗址的调查和发掘，研究陕（关中）晋（南）豫（西）地区的中原文化向北方草原文化过渡与衔接的课题。经过复查、勘探和试掘，晋中考古队分别于1980年夏秋季、1981年春季和夏季进行了3次大规模发掘，总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这是晋中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古聚落遗址考古发掘。

这次发掘分4个地点进行。第一地点在遗址西部一座当地村民称为“寨疙瘩”的高大土台上。土台长约90米、宽约70米，上面布满丰富的文化堆积，最厚处达5米，是发掘的重点区域，这次发掘面积2000多平方米。第二、第三地点在遗址中部偏南的一片田地，当地村民称为“岗子地”，发掘面积700平方米。第四地点在第一地点东北部一条叫“寨壕”的断崖旁，发掘面积30平方米。

白燕遗址的发掘，共发现房屋9座、墓葬11座、陶窑3座、灰坑390座。出土的陶器能复原的有800多件，还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其他一些装饰品等1000余件，所获资料内容非常丰富，且跨越时代较长，从仰韶文化晚期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到龙山文化，再延续到夏商西周时期，一直有人类在这里居住。

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遗存是白燕遗址的主要遗存。这一阶段发现的遗迹主要是房屋、陶窑和灰坑。

一种类型的房址是口小底大的袋状圆形半地穴式。用白灰抹成地面，屋内中央有圆形的灶坑，在房子的西部有斜坡门道。另一种类型的房址是地穴式窑洞建筑，上口不规则，似穹顶，穴壁下部内凹，形成9个大小不等的窑洞，无灶坑和用火痕迹，长条形门道在房屋的西北角，有7级台阶可供出入。从房内的设施和出土器物来看，不像是一座用于居住的建筑。

陶窑平面呈瓢形，由火膛、火道、火柱、窑箅构成。窑顶为拱形，窑壁有四条烟道，火膛南端有一大型圆形竖穴灰坑，是窑前的附属建筑。

灰坑平面多圆形，也有少量椭圆形和不规则形。坑体形状有口大底小锅底状、口底相等的筒状和口小底大的袋状，也有的坑下部呈窑洞状。

这一阶段发现的遗物主要是陶器。

陶器色泽以灰陶为主，有少量的彩陶、红陶和黑陶。陶质有夹砂灰陶、泥质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红陶。夹砂灰陶多饰横向篮纹和素面。彩陶为红彩或紫红彩，常见的图案为垂线纹、三角纹。典型陶器是宽折沿夹砂罐、泥质篮纹小口壶、敛口钵、深腹缸、釜灶、鼎、平口瓮、盆、碗等。

经碳-14测定，这一时期的年代为公元前3200年左右，即距今5000多年以前。

庙底沟文化，因为首次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发现而得名。一般来说，庙底沟二期文化被认为是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的一种文化现象。也有学者认为，山西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已经构成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并将这些遗存代表的时期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无论是哪种认识，它晚于仰韶文化而早于龙山文化，社会形态属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是共识。

白燕遗址中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遗存，与晋南和晋西南地区同类型文化相比，有明显的地域特点。这一阶段发现的遗迹还是房屋和灰坑，没有发现陶窑。

房屋较仰韶文化晚期房屋结构有了明显进步。袋状地穴式双间房屋平面呈“吕”字形，由南间、北间和过道组成。南间为椭圆形袋状，长方形过道。北间是在过道北端向西掏进的一个穹庐顶窑洞。地面是长、宽各2米左右的抹角方形。过道东北角有一个地面灶。

陶器的色泽、质地基本与仰韶文化晚期相同。夹砂陶多饰绳纹和宽条带有纵向抹痕的附加堆纹，也有部分鸡冠形耳。泥质灰陶以篮纹为主，素面次之。文化面貌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器形上，有夹砂的方唇平底盆形鼎、方唇窄沿外翻缸、方唇小翻沿罐、敛口折沿釜和泥质的长颈圆肩壶、短颈壶、平折沿尖唇深腹盆、盘口盆等。数量较多的细泥彩陶盆、壶颇具特色。它们多为橙黄色陶，饰紫红色条带镶以黑边。另外，在这一文化层里发现了少量饰红色彩绘的黑陶残片，这是山西中部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彩绘陶。考古学家认为，它与空足三足器的出现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

白燕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800年。

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晋中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入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遗址因为最早在山东济南龙山镇发现，所以被命名为龙山文化。

白燕遗址中属于龙山文化的遗存，是山西中部这一时期典型的遗存，发现的遗迹主要有房址、灰坑和灰沟。

灰坑发现较多，一种类型坑口平面以圆形为主，结构大多为筒状；一种类型为椭圆形锅底状，有三层阶梯形成的斜坡道从坑口伸向坑底中部；还有一类灰坑坑口平面圆形，袋状结构。第三地点发现的两条灰沟相互叠压，但走向相同，都是西北至东南向，贯通整个第三地点，其横截面皆为倒梯形。

白燕遗址中龙山时期的遗物主要是陶器。

陶器的色泽以灰陶为主，红陶次之。陶质仍然是夹砂和泥质并存，不见细泥陶。夹砂陶中含有一些较大的砂粒，陶质坚硬。陶器的纹饰篮纹减少而绳纹增加，绳纹成为一种主流纹饰，另外还有附加堆纹、楔形锥刺纹、鸡冠形鋬耳等。器形变化较大，主要有矮领折沿罐、釜灶、单把罐形腹斝、平沿鼓腹瓮、圆唇矮领壶、细柄豆、敛口瓮等。斝式鬲和尊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器物。而釜灶和斝的变化最大，时代特征非常明显。

仰韶文化时期的白燕先民们，已经在使用磨光石器，包括石斧、石刀、石镰、石锛、石铲等石制工具。陶纺轮和骨针的发现，说明他们已经会纺织和缝制衣服。渔猎的劳作一直延续了下来。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发现的陶窑并不多，虽然不能说明陶器的烧造规模，但至少证明白燕的先民们在这个时期就能够娴熟地制造和使用陶器，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从陶器本身及陶窑结构综合分析，有许多先进性和科学性，体现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人类学会用火，懂得用火，能够保存火种，具备管理火的能力以后，摆脱了茹毛饮血的境况，开始了熟食。陶器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发明的。人们首先用泥巴涂抹在树条编的筐子上，干了以后盛放食物。后来人们发现经过烧烤以后树条没有了，留下了比较坚硬的泥巴容器，于是陶器发明了。留在陶器上的印纹就是篮纹。篮纹较为原始，而绳纹较晚一些，就是这个原因。陶器的发明开创了中国陶瓷的先河，也为中国称为“瓷器之国”奠定了最原始的基础。又因为陶器比较容易破碎，使用寿命短，所以时代特征较为明显，这也成就了近代考古学普遍采用的类型学方法。

仰韶时期的白燕先民们在采集和渔猎的同时，开始对沃野上的可食性植物进行有意识的栽培，从采集植物过渡到培育植物，这就是农业的起源。随着培育的农作物在食物中所占比重的增加，先民们由以前只是从自然界直接获取食物的攫取经济发展到了生产经济。

白燕遗址这一时期的灰坑比较丰富。灰坑的另一作用是窖穴，并不完全是倾倒垃圾的土坑，而绝大多数是具备储存功能的窖穴，只有少量废弃的窖穴才用来倾倒垃圾。窖穴中要储藏一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日用品，当然也包括粮食。笔者曾在陕西临潼姜寨聚落遗址的灰坑中清理出土过谷物的残留物，相信与其同时期的白燕先民们的生产力也已经发展到了相同的水平，进入到了农耕聚落生活。

仰韶时期的白燕先民们选择了这块适合农业种植的平原与河谷地带，他们建造房屋和村落。上小底大袋状圆形半地穴式房屋适宜小型家庭居住，而拥有九间大小不等窑洞的大房子，是大家族内举行集会议事等活动的家族公房。这一时期的白燕先民们是一个氏族公社。氏族是最基本的单位，由若干个近亲氏族组成氏族部落。大家推举年龄长、能力强、富有经验和威信者担任氏族首领。氏族实行“族外婚”制度，内部保持严格的母系血缘关系。氏族成员之间关系平等，共同生产劳动，共同居住消费，过着原始共产生活，处于繁荣的母系社会时期。

经过400年的发展，白燕先民们进入了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形态属于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虽然保持着成员共居的母屋和原始共产制，但已经滋生了家族的特殊利益和相对独立性，势力之争的社会变革沿着母系家族的变化与父系家族的出现而展开。

又过了400余年，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经济日益发展，既促使母系氏族内的男子成为主要劳力，妇女改为主要从事家务劳动和辅助性生产活动，又促使一些条件优越的母系家族有了剩余生活资料和积累财富的可能。家族财产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萌芽，家族之间开始贫富分化，家庭与婚姻形态由对偶婚制向专偶婚制过渡，旧传统渐渐被打破，白燕先民们的母系家族转化为父系家族，父权制取代了母权制。龙山文化时期300年左右的时间是社会发展变化的重大时期，是国家和文明形成的前夜。在这个时期，由于财富的集中、权力的加强和战争的频繁，和其他许多聚落遗址一样，白燕的先民们挖掘了两条灰沟。这一时期的聚落壕沟有两种功能：一种是为了排水，是原始村落的排水系统；另外一种功能是村落或者城镇的防御体系，其作用相当于后来的城墙或护城河。

白燕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同邻近的陕（关中）、晋（南）、豫（西）和河套地区有一些相似的因素，但它的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三个阶段的发展自成体系。每一阶段既是前一阶段的尾声，又有新的因素产生。不仅如此，庙底沟二期的遗存还具有明显的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因素。龙山时期遗存也与北部的河套地区及河北境内的壶流河流域有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一方面反映了晋中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自身发展的轨迹，但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地域文化的联系也在发生着碰撞或交融。

仰韶文化晚期的土窑洞

我们常见的窑洞，大体有砖券窑洞、石券窑洞、土窑洞三种类型。看似不起眼的土窑洞，却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进程中，改变自己居住条件的一大发明。窑洞冬暖夏凉，遮风避雨，因地制宜，适于人类定居。这种生土建筑引来了许多建筑学家的关注。那么，土窑洞究竟起源于何时，创建于何地呢？

榆次北合流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就发现了这样的土窑洞。

北合流遗址在榆次郭家堡乡北合流村西北角的山前台地上。遗址分布范围从北合流村东延续到村西邻近的源涡村北侧的龙王堂附近，与源涡遗址基本连在了一起。东西长约2000米、南北宽约500米，总面积在100万平方米以上。潇河自东而西，涂河自南而北在这里交汇。两河交汇的地带，往往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

2010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晋中市考古研究所和榆次区文物管理所共同组成考古队，对北合流遗址进行了发掘。

发掘面积1150平方米，在这片不大的范围内共发现灰坑51座，陶窑2座，房屋4座，墓葬1座，建筑围沟1条。墓葬和建筑围沟属于西汉晚期遗迹，其他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晚期遗迹。

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的灰坑，可分为锅底状、袋状、筒状和不规则状四种类型，大多数是锅底状和袋状。锅底状、袋状和筒状灰坑的口、底明显，坑壁光滑，直径在2米左右。不规则状灰坑的口、底不甚明显，坑壁比较粗糙，大小不一。

四座房屋中有一座带前院的窑洞式房屋。这座房屋属于前院后室类建筑，坐西北朝东南，由居室、灶坑、门洞和前院组成，呈“吕”字形。居室为生土中掏挖而成的窑洞，窑顶虽已坍塌，但从窑洞东部仍保留有2.1米高的残壁推测，窑洞应该更高。窑洞洞壁修葺光滑，但未见残留的工具痕迹。圆形的居住面仍然保留有原始的黑褐色地面，坚硬且平整，直径约3.5米。长方形灶坑位于居住面中央。拱形门洞从窑洞的东壁掏挖而成，门洞高约1米。沿门洞往外就是半地穴式的前院。前院平面为圆角方形，长3米多、宽2米多。在门洞附近有两级台阶，以连接前院与后室，门洞内还有一级台阶，然后进入窑洞室内。台阶的作用主要是避免院中的积水进入室内。

陶窑有两座，其中一座虽然遭到破坏，但破坏面积不大。窑箅、火道、火膛和火口保存完整。窑室不大，近似圆形，底部直径1.5米左右，整体呈袋状。壁面圆滑，且有一层厚厚的红色烧结面，说明这座陶窑曾经进行过陶器生产。窑室底部四条火道呈十字交叉状，上窄下宽。窑箅圆形，直径53厘米。火膛位于窑室下方偏东位置，长方形，壁面光滑。火门口部呈斜坡状延伸至火膛，也有一层厚厚的红色烧结面。火口与窑室外的一个灰坑相连，灰坑低、火口高，灰坑内有人类活动的踩踏面，是陶窑的操作区。这种情况在北合流遗址的另一座陶窑以及白燕遗址的陶窑都发现过。

北合流遗址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中的出土文物大都是陶器。由于是遗址中出土，所以完整的很少，大多是陶片，可辨器形有双鋬罐、敞口碗、敛口钵、敞口双耳壶、小口高领罐、豆、器盖、敛口瓮、双鋬盆、折腹钵、双耳罐、小口瓮、篮纹碗，还有一件土鼓的残片等。其中前三种最多，其次是敞口双耳壶和小口高领罐。这些都是基本生活用品，但不见其他区域常见的尖底瓶和三足器。

陶器的质地分两类，一类是泥质灰陶，一类是夹砂灰陶。碗、钵、壶、瓮、豆、盆基本都是泥质灰陶，只有罐类器物是夹砂灰陶，有的双鋬罐还夹着岩粒。

陶器的纹饰，夹砂类陶罐多饰绳纹，也有素面的，极少饰篮纹。泥质灰陶类陶器多饰斜篮纹。钵、壶、瓮整体或局部磨光，也有少量素面的。发现的彩陶较少。这些特征和太谷白燕遗址同时期的遗存近似。

北合流遗址发现的窑洞式房屋，证实窑洞是晋中仰韶文化晚期的一大特色，并且在晋中区域内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轨迹。较早的是太谷白燕遗址的一座平面近似“凸”字形窑洞，以斜坡门道进入窑洞内室。其后，平遥弓村遗址也有这类窑洞发现，北合流遗址的一座窑洞与之相似。北合流遗址另一座平面呈“吕”字形，并且发展成前院后室的窑洞建筑，与时代略晚的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现的房子近似，这就构成了早期窑洞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

目前来看，这些窑洞可以说是晋中最早的窑洞建筑。

灵石逍遥遗址

逍遥遗址也称弯道岭遗址，是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的。遗址位于灵石县南关镇逍遥村南约200米，地处晋中盆地与临汾盆地交界的弯道岭上。地势南高北低，海拔高度790 米，面积约3万平方米。文化层厚0.6米至1.2米不等，东、北、西三面为断崖，断崖上暴露出了灰坑遗迹，能够采集到夹砂灰陶附加堆纹折沿鼓腹罐、泥质灰陶篮纹敞口鼓腹罐、器盖等残片，文化堆积丰富。

2012年5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逍遥遗址进行了发掘。

发掘面积1050平方米，发现灰坑44座、墓葬5座、房址1座、陶窑1座，出土器物近百件。遗址遗迹之间打破和叠压关系复杂，对于研究同一时期器物之间的演化序列很有价值。

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判断，遗址分为两个时期。早期为仰韶文化晚期，晚期为二里头文化期。遗址出土的主要器类有石器、陶器、蚌器、骨角器等。

仰韶文化晚期的陶器中，夹砂灰陶占绝大多数，有少量的夹砂红陶、泥质灰陶和泥质红陶，发现有极少数量的彩陶片和白陶片。器表纹饰以绳纹、附加堆纹为主，素面、篮纹次之，线纹又次之。划纹、方格纹、弦纹比较少见，彩绘纹有少量残片。窄条斜向抹痕附加堆纹、斜向绳纹为最多，斜向篮纹也常见。夹砂罐多有鸡冠形鋬耳，且位于口沿至腹部最大径之间。器物的种类有夹砂灰陶折沿附加堆纹平底罐、泥质灰陶广肩篮纹罐、夹砂灰陶敞口花边底碗、泥质灰陶喇叭口平底壶、泥质灰陶敛口瓮、夹砂灰陶带舌形鋬平底盆等。另外还有经过打制的陶刀和陶纺轮。石器有钺、斧、铲、凿、砾石、石球等工具。蚌饰品及骨器有穿孔蚌饰、骨簪、骨锥等，修饰精致。

通过对陶器的对比分析，发掘者认为，这里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没有出现尖底瓶，也没有出现三足器，喇叭口桥形竖耳罐与折沿双鸡冠鋬夹砂罐为典型器物，与白燕遗址一期、孝义临水时代较为接近，文化面貌相似，而与太原义井遗址器物有着明显的差异。

墓葬全部是夏时期文化，随葬品简单，皆为夹砂灰陶小罐。引人注目的是，保存完整的三座墓葬几乎成排排列，为家族墓葬的可能性较大。墓葬出土的双鋬小罐与夏县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双鋬罐相似，而敛口、敞口斝还有甗等与太原二里头文化东太堡类型同类器物也相似，敛口瓮、鬲等则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

逍遥遗址地处晋南进入晋中古道的两侧台地上，这里自古以来有“燕冀之御、秦蜀之经”之称。从考古发掘来看，至少在5000年以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这里就相当发达。虽然逍遥遗址的时代从仰韶文化晚期至夏时期中间有缺环，但它鲜明的地方特色对于探索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难得的考古学文化交流的“驿站”。

本期人文读本摘选自晋中历史文化丛书·文物卷《沧海遗珍》，由本报编辑杜竹青整理，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