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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世芳

（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开创了戍边卫国商贾天下的商团发展之路，开辟了横跨亚欧大陆的世纪动脉——万里茶道。他们首创票号汇兑业务，形成了金融资本与茶票融合成长的商业路径，走出一条商业文明演进的中国道路。

——大型纪录片《寻踪晋商》

晋之中

晋中到底可不可以称为“晋商”之“故里”？

公元二〇二三年，中秋国庆双节比肩而至。山西晋中晋商文化旅游目的地“四城六院”十大景区迎来了又一个旅游高峰。平遥古城、祁县昭馀古城、太谷古城、榆次老城以及灵石王家大院、祁县乔家大院和渠家大院、太谷曹家大院和孔祥熙宅院、榆次常家庄院，八天假期共接待游客110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占89%。

公元一八二三年，时光倒流整整200年，平遥古城西大街一家名叫西裕成的颜料庄，东家李大全听从总经理雷履泰的建议，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取名日昇昌，一个店名，包含四个“日”字。正如其“如日东升”的初心，200年后我们再看，他们这一因时而举、因资而动、因势而为的改革，在中国商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结束了几千年简单的商品货币现场交易模式，开启了商人凭一纸汇票行走天下的新的交易方式，实现了从“货通天下”到“汇通天下”的华丽转型，形成了金融资本与茶票融合成长的商业路径。

公元二〇〇〇年，晋中撤地建市。23年来，世界各地奔着晋中平川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灵石等地的晋商文化主题来了多少人，无可胜计。仅以疫情之前的2019年为例，全市接待游客１亿多人次，其中，平遥县接待游客超一千万人次。从总收入来看，晋中晋商文化旅游业已成长为千亿级产业。而明清500多年乃至今天，有多少晋中商人走向全国各地已无法统计。现今，每年春节平遥、祁县、太谷回乡过年的久已定居在外的老乡就有十几万人。2020年疫情爆发前，仅从武汉汉正街回来的武汉籍平遥人就有3000余人。

公元二〇一三年，王潮歌女士在平遥首创行走式（沉浸式）演出的观演模式——《又见平遥》，十年来以一天两场、节假日一天五场的频次，接待南来北往的游客511.82万人次。《又见平遥》以全新的艺术形式，展示了晋中商人舍利取义、视死如生、和衷共济的历史壮举和家国情怀。

这些“蒙太奇”式的历史事件一直闪回在我的脑海，是什么样的契机把四面八方的人们吸引到晋中的古城大院，是什么样的“晋商之问”推动了新的晋商文化之旅。

一九九二年，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中的一篇文章把许多人的目光吸引到了山西——山西晋中——晋中的平遥、祁县、太谷。这篇文章，就是《抱愧山西》。文章开篇便是：“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因为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但是，这一命题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查阅了一堆史料，专心研究了一段时间，终于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和太谷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山西票号发轫于晋中盆地中的祁县、平遥、太谷？综合众多研究者的观点，可以梳理出这样一条逻辑线：远古时期，晋南、晋东南得盐铁之利、交通之便、政治文化中心之久，“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周易·系辞传下》），以以货易货的模式，商业开始发端。随着山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移，特别是到了明“开中制”之后，晋中紧邻太原，既不像晋北那样直接受到外族侵扰，又不像晋南、晋东南相对远离边贸之地，虽然没有盐铁粮食之资源，但晋中商人抓住机遇，南下运盐铁粮食，北上供给戍边将士，以诚信赢得信誉，以智慧积累财富，以情怀回报家国，在晋商称雄明清商界五百年中书写了晋中商人自己的辉煌历史。在晋中平川，从榆次老城到王家大院形成了一个以平遥县为轴心的百公里晋商文化圈，五百年来到如今仍然是“活态”的，是晋商文化百科全书式的存在。

五千年文明看山西。至今，山西从北到南形成了五大特色文化区：北部——边塞佛教文化区，中部——晋商文化区，中西部——黄河民俗文化区，东南部——太行生态文化区，南部——根祖文化区。

无数人奔向这里，追寻中国近代银行业的“乡下祖父”，饱览一条条金融街的昔日风采，研究一座座古城大院的建筑奇迹，探寻票号镖局商队共同演绎过的一出出人间活剧。人们从时间的年轮中找寻祖先的足迹，在斑驳的城墙上凝视夯土与青砖叠加的耸立，在规制严谨的大院里获取砖木石雕传递的信息。正如一个“95后”的美国小伙子瑞思（太原理工大学外籍教授）所言：“原本以为会采用看一些历史文献、听历史学家的讲述或其他类似的方式了解晋商。（在晋中）我惊讶地发现，大量晋商的实物证据向我揭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经商之道。”越来越多的人因此发现了晋中，爱上了晋中。

千余年古城，历久弥新；百公里商圈，鲜活生动。早在200年前，晋中商人就以自己的创新性实践，把答案写在日昇昌票号的门匾上：行天下、破古今。

行天下

对晋商而言，天下，即：称雄明清商界五百年（时间），纵横欧亚九千里（空间），豪商大贾甲天下（海内最富）。

货通天下。放到山西来看，晋中盆地的土地尚不贫瘠，但放到全国来看，人多地少，十年九旱，尤其是在古代，生产力低下，如果就地生财，实属凤毛麟角。万历《汾州府志》：“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织而耕少。”乾隆《太谷县志》：“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顺治《太谷县志》：“民尚朴重，好农劝织，灵秀者亦于贸易焉。”可见，晋中商人走出去，背井离乡，跋涉千里，行走天下，首先是为了谋生。清乾隆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商贸队伍；行业涉及众多，形成复杂的商业生态；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阪、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晋商足迹；由商业及商业文化至商业文明，把晋语、晋戏、晋药、晋食等地域文化与文明传播至所到之处。

从地域上分，可谓东西南北中无所不有。旅蒙商、旅俄商。总号设在张家口和归化，分号设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甚至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再深入蒙古各盟旗。主要有榆次常家、祁县乔家和渠家、太谷祁县商人共同经营的大盛魁等。大盛魁还参与中俄恰克图边贸并深入莫斯科、西伯利亚地区，极盛时有员工7000余人，骆驼20000余峰，其财富50两一锭的白银，能从库伦铺到北京。

西路商。清初随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清军进入西北地区，乾隆年间拓展至新疆全境。祁县商人张云中与不少祁县人把伊东县城东南的一个墟子变成“小祁县村”。在兰州、西宁、银川、天水、酒泉以及青海的松潘厅、四川雅安府等地，也都有晋中商人开设的商号。

东北路商。以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商人为主，闯关东的晋中商人除在关东广大地区经商外，有的还直接在当地购买土地生产粮食、开办酿酒作坊，走上富裕之路。

内地其他商队。晋中商人在商业相对集中的号称“天下四聚”的京师、汉口、苏州、佛山，以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省，所经营的行业有账局、钱庄、典当、粮油、棉布、绸缎、盐业、茶叶、印染、烟行、药材、杂货、皮革、纸张等，获利颇丰。乾隆初年，京城已有200多个当铺，多数为晋中商人经营。据《清实录》记载：“太谷、平遥、介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南省各处贸易。”平遥县成为当时晋中乃至山西最大的货物集散之地，有“填不满、拉不完的平遥城”之说。光绪末年，太谷北洸村曹家最多时商号达39个，分号640个，分布在全国几十个城市，形成总号统辖分号、分号管辖更小商号的治理结构。

万里茶路（涉外商）。在与蒙古和俄罗斯长期的贸易交往中，晋中商人敏锐地发现，茶叶是这些地方的生活必需品。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开放与俄国的贸易市场。祁县渠家和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与其他山西商人一起开辟了一条由福建武夷山到俄国，行程一万多里的运茶之路。起初，晋中茶商只是贩卖茶叶，后来由采买茶叶变为在南方建立茶叶基地，直接加工成砖茶，先经水路到武汉汉口—樊城（今襄樊）—河南赊旗镇（今社旗县）、朱仙镇，再转陆路到洛阳，过黄河入太行山，经山西泽州、潞州出祁县子洪口，在祁县鲁村换畜力大车经太原北进，再出雁门关至大同或杀虎口，再到张家口或归化，换骆驼运抵外蒙古库伦，直至中俄边境恰克图，然后转输俄国各地和欧洲邻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仅从恰克图销往俄国茶叶就达500万磅。经营额较大的十几家商号中，晋中人开设的占到一多半，成为垄断恰克图贸易的主体商人。榆次常家发展为以10个“玉”字号和10个“德”字号为主的庞大商业网络，在恰克图经营对俄国茶叶输出长达150余年，并延伸至欧洲大陆，成为赫赫有名的外贸世家。祁县渠家创办的长裕川、长盛川茶庄与大盛魁创办的大玉川、大昌川茶庄，并称“两长”“两大”，销售以“川”字为标记的砖茶，在蒙俄备受欢迎，被清政府特授“红龙票”，给予保护。此外，以介休范家为代表的“船帮”，每年从日本贩铜至少30万公斤，最多时70万公斤，占清政府从日本进口铜量的一半多，时间长达70年。

从运输方式上分，有水（船帮）陆（驼帮）联运。船帮以介休张原村范家为代表，被清政府封为“皇商”。“驼帮”主要有榆次常家、祁县史家乔家渠家、太谷王家曹家等，输出货物有茶叶、丝绸、棉布、刺绣、瓷器、工艺品及土特产品等，输入商品有皮毛、呢绒、皮革和牧畜。

晋中商人无处不在，而且是主角，甚至因一支商队，把一个个边防屯子或货物中转村镇变为一座座城市。如，“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店，后有朝阳县”“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在“货通天下”这一阶段，晋中商人布下了无数商业网点，开通了百条商贸通路，打开了内外人缘商脉，当“货通天下”达到鼎盛时期，所带来的现银交易不便等问题成为发展瓶颈时，敏锐的晋中商人已在酝酿着“行天下”之后更深刻的变革——汇通天下。

汇通天下。晋中平遥日昇昌票号讲解员巩丽说，在十几年的讲解中，有一个问题始终挥之不去：日昇昌票号为什么从一个颜料庄发轫？许多人也有此“票号之问”。

票号的横空出世是商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这是对金融的需求；而发端于日昇昌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偶然，这是晋中商人“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的创新创造。

从唐朝时的“飞钱”，到宋朝时的“交子”，真正作为一种专营汇兑的完备信用机构，却是清代的平遥日昇昌。1823年，平遥西裕成颜料庄（日昇昌票号前身）掌柜雷履泰，看到银两流通量空前增多，靠镖局押运风险大、成本高。他从已经零星办理的工商汇票和商号捎办银两的实践中得到启发，敏锐感觉到了新的商机，动员财东李大全出资30万两白银，把颜料庄改营为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民间金融机构，中国金融资本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从清道光三年成立票号到歇业，历经一百多年，日昇昌票号“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票号高额利润驱使祁县商人、太谷商人紧随其后，共同开启了“汇通天下”的崭新局面。

票号创立后，晋中商人传统经营的当铺、印局、钱庄、银号、账局等，依托票号业的发展，业务更加兴盛，形成全面称雄中国金融领域的局面。不仅如此，一些中小商人也经营银钱业，字号遍及全国的大小城镇。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京城内外“钱铺不下千家，多为晋中商人所开”。

大浪淘沙，到同治、光绪年间，晋中商人开设的总部票号仍有41家，占全国的80%，其中平遥22家、祁县12家、太谷7家，在全国126个城镇设立分号526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三十日，祁县合盛元票号经日本政府批准，在日本神户设立支店，后又在东京、横滨、大阪及朝鲜的仁川开设分号，成为最早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票号。百年前，文化宗师梁启超先生赞许道：“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富甲天下。《五杂俎》（明代著名的随笔札记，作者谢肇淛）记载，“富室称雄者，江南则推徽商，江北则推山西；最富者山西人”。晋中票号利润空前。祁县乔致庸的大德通票号，光绪十年，每股分红八百五十两；光绪十四年，每股分红三千两；光绪三十四年，每股分红达一万七千两。西周宣王时期，大将“尹吉甫北伐猃狁”驻军于平遥，夯土而建城墙，距今已有2800多年历史。明洪武二年（1369年），城墙因发大水损坏，洪武三年（1370年）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之后明清两代先后修葺26次，其巨额费用主要由平遥商家出资。据民国徐珂《清稗类钞》中对晋中介休侯氏冀氏、祁县乔氏渠氏、太谷曹氏刘氏武氏孟氏杨氏、榆次常氏侯氏王氏何氏郝氏等14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的调查统计，合计三千余万两。实际上，许多富商发达时期资产均有几千万两白银。票号顶国库。晋中票号承办《马关条约》赔款中清政府对外举债的借款，汇兑庚子赔款，负责铁路经费、河工经费等款项及赈款，汇兑户部和各省藩库存款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西逃途经山西，所用款项大部分由票号支垫。祁县大德通票号和太谷曹家一次性借给清廷白银40万两。多富算富，确实不好衡量，但如今我们仍然能看到，一座平遥城，里面竟然有3000余座大院；一个灵石王家大院，居然有231个院落、2078间房屋的存在，就知道富有多富。

破古今

五百年的商业金融大戏，九千里的纵横驰骋闯创，与其他山西商人一样，晋中商人硬是把战场与市场、资源与资本、制衡与制度、他乡与故乡、货通与汇通、逐利与取义、自家与国家的关系调适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情怀层面，根本上是践行了修齐治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经过岁月洗礼和风吹雨打，数不清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凝结在晋中大地上，在山西乃至中国商业文明史上为自己赢得了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

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在中国古代社会，“士、农、工、商”排位几乎没有变过。因为商人的收入来源于交易和利润，而不是土地和农业，在重本轻末的封建社会，商人通常被排斥在官僚和贵族的社会等级之外，甚至不得做官，也不能入“志”。如，唐代唐明皇曾颁布法令，禁止政府官员与商人打交道，据说李白的父亲李客是商人，所以李白始终不被重用。宋代，商人甚至被看作是不义之徒。明清时期，商人的地位凸显出来。特别是允许私营盐铁，可以贩运粮食，商人渐渐发达起来。晋商能够因时而动，乘势而起，尽管是时代使然，也足见其观念的解放、思想的巨变和勇气的可贵。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南巡回京后在上谕中称，“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1724年（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称：“山右（今山西）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也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雍正二年对刘于义奏书朱批）。

特别是后来晋中作为票号的发源地，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再加上寿阳的“宗艾帮”，形成了庞大而又强大的商业金融团体。降大任《山西史纲》：“平（平遥）帮控制正西、西北和长江；祁（祁县）帮控制平津和东北；太（太谷）帮控制广东和长江”，美国人甚至称太谷是中国的“华尔街”。清末，祁县有60%以上的家庭有经商史。晋中商人独步华夏、称雄商界、富甲海内，成为“学而优则商”的弄潮儿，商人的社会地位也因此而破了“古今”。

从自然买卖到制度建设。他们创立的合作互利的股份制、两权分离的掌柜负责制、严之又严的学徒制、上下统辖的联号制、严格完备的号规制等等，是500多年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证。如，以雷履泰创建的日昇昌票号为代表，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又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近的企业结构和治理模式。最主要的包括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的号规、“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等制度架构、管理方法和运作模式。其中，早在明代就创立的“掌柜负责制”，首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

从凤毛麟角到人才济济。在一切人间奇迹的创造中，人是重要的决定因素。最初，他们认为经商需要有文化，培养子弟是为了更好地经商。随着财富的积累，他们认为要想可持续发展，除了赢利之外，还要赢人。长期的对外（县外）贸易，开阔了视野，改革创新意识强烈，对时代的变迁极其敏感，从而能够抓住发展机遇。如：雷履泰（1770年—1849年)，清平遥人，道光三年（1823年），创立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并担任总经理。毛鸿翙(1787年—1866年)，清平遥县人，曾任日昇昌票号副经理。渠本翘(1862年—1919年)，祁县人，光绪十八年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驻日本横滨副领事、山西大学堂监督（校长），创办山西最早的民族工业——双福火柴公司；1906年参加山西保矿运动，筹措白银200余万两，将矿权赎回，设“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并任总经理。李宏龄（1847年—1918年），清平遥县人，主持介休北贾村侯氏蔚丰厚票号北京、上海、汉口分号30多年；他率先倡言票号改革，积极推进改组银行，著《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等。他们十分注重对后代的教育、人才的培养和实践的淬炼。如平遥县，除官办学校（学宫）外，民办的还有超山书院、卿士书院、西河书院、鸣凤书院等。重视家族教育也是重要原因，如榆次车辋常氏家族，才俊辈出，有常麟书、常立教、常望春、常赞春、常第春、常旭春、常蕴春、常燕生、常凤笄、常乃志、常士骠、常崇安、常崇煊、常崇宾、常士訚等，他们在科场、官场、商场都成就了一番事业。

从商业传奇到文化传播。五百年晋商辉煌，形成了独特的晋商文化和文化影响圈。在一些领域，晋中商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晋语。晋语区东起太行山、西近贺兰山、北抵阴山、南至黄河汾渭河谷等广大地区，高峰时使用人口6000万，究其原因除历史上多频次大范围长时间的南北方民族大融合、几次大的移民潮外，包括晋中商人在内的晋商长时间大范围的繁荣发展也是重要因素。二是晋剧（中路梆子）。山西最早的剧种是蒲州梆子（蒲剧），商业中心转移到晋中一带后，在富商大贾直接参与下，把蒲州梆子与晋中地方小戏、祁太秧歌等相结合，形成了新型剧种——中路梆子。从那时直至今天，中路艺人演中路梆子的局面一直延续，老一辈著名的晋中艺术家有太谷高文翰、平遥程玉英和郭兰英、榆次王爱爱等。晋商在所到之处建立会馆，搭建表演平台，使之流行于陕西、内蒙古以及河北北部等广大地区。2006年5月20日，晋剧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是晋药。太谷“广誉远”，始创于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后发展成为晋商队伍中资产实力雄厚的医药板块，主导产品“龟龄集”和“定坤丹”，包括颐圣堂的安宫牛黄丸等名药，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今仍为太谷中医药产业的主打品牌。四是面食文化。山西面食几百种，因加入食用碱而筋道，柔韧筋道就可以花样百出，食用碱就是祁县乔家从内蒙古草原引入山西的。在祁县有一种说法，妇女们为了把走南闯北几年不归的“汉子”们留在家里多住几天，在一团面上做出百种花样，用留得住“胃”的方式来留人。晋中人的那碗面，因晋商在他乡的魂牵梦绕，最后上升为浓浓的乡愁、亲情和生命寄托。五是侠义文化。我国第一家镖局是山西人张黑五在北京顺天府门外创办的“兴隆镖局”，平遥的“同兴公镖局”、祁县的“太汾镖局”等也都享有盛名，进而成为一大产业。与之相伴随，形意拳、长拳、弹腿、长枪等武术得到发展，至今仍然是晋中平川民间体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六是以古城大院和会馆为主的建筑文化。1997年1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把平遥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评语为：“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至于一座座布局严谨、规制守“中”、寓意吉祥的晋商大院，成线连片、历史久远、保存完好的古寺古院古村落，还有至今仍然耸立在全国的几十座精美会馆，这些建筑物上的砖木石雕、画栋雕梁、古墓壁画、楹联匾额、商业律条、家训家规等，时刻传递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理念，同时无不带有浓浓的地域文化特色。

晋商是成功的，晋中商人只是山西商人中的一支劲旅。正如大型纪录片《寻踪晋商》所总结：他们的成功，离不开诚实守信的道德支撑、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和衷共济的价值追求、务实经营的商业智慧、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

与历史上其他山西商人的命运一样，晋中商人在一定阶段完成了一定的历史使命后“隐入尘烟”。清光绪三年至四年（1877年—1878年）为阴历干支纪年的丁丑、戊寅年，漫延晋、豫、冀、鲁等省的三年旱灾，赤地千里，灾民遍地，1000余万人饿死，山西灾情尤重，时任山西巡抚曾国荃称之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史称“丁戊奇荒”。晋商群体毁家纾难，救济灾民。榆次常家除捐出大量白银外，还通过“以工代赈”之举，专门把一个戏楼修了三年，不分男女老幼，每天搬一块砖就管一天饭。祁县乔致庸搭棚施粥，捐钱捐粮，自家生活一律从简。1913年，天成亨、日昇昌等12家票号向当时的财政部报告，其在汉口、成都等8个地方被抢现银、财物折银合计164.45万两。清政府垮台，许多手持钱票、银票者和存款者，纷纷到票号兑取现银，尚未倒闭的晋中票号，仍想方设法给予兑付。1917年，沙皇被推翻，旅俄晋中商人仅莫斯科一地，榆次常家损失白银140万两，太谷曹家损失100万两，价值37万两白银的俄钞变为废纸，在俄资产被没收、抢劫、焚毁，血本全无。民国《榆次县志》载：“慨自吾邑商富，一败于甲午之战，再败于庚子之役，终败于辛亥之变。”为了转型自救，以平遥帮、太谷帮为主的14家票号试图联合起来筹组“汇通实业银行”，暂定资本300万两，但终未成功。

好在，古城在，晋商的辉煌在；大院在，晋商的家园在；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晋商的精神就在。让我们“敬畏它并保护它，认识它并读懂它，亲近它并融入它”，让晋商故里——晋中，在每一个清晨都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新时代新晋商再续新华章注入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