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世芳

现代学科体系中，哲学、文学、史学、社会科学并列分立的学科建制，是近代引入西方学术分类的结果。中国古代并无西式分科范式与学科名目，传统典籍统归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古人治学分为义理、考据、辞章三大路径：以义理探究心性天道，以考据考证典制史实，以辞章锤炼文辞章法。

中国传统学术文含史料、史载义道、道藉文传，义理、史学、文学相互渗透、浑然一体，并无近现代学科割裂的边界。哲学思想、人文艺文与经世治理之学内嵌于同一知识体系，形成“文史哲不分家”的鲜明本土特质。这套融会贯通、体用兼备的学术体系，凝练为独树一帜的中国智慧。

中国智慧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涵盖修身立德、处世之道、家国治理、生态哲思等诸多维度，贯穿天地人一体的宇宙观。其思想体系发端于上古文明积淀，成型于先秦诸子百家，融汇于历代儒释道互补与经史传承，拓展于近代中西学术会通，并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其核心始终围绕天人关系、人伦秩序、治世之道、心性涵养展开，孕育出独具本土特质的思想谱系与学术脉络。

山西古称河东、三晋、并州，是华夏文明核心发祥地之一。山西古代思想与学术文脉，是中华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主干与源头分支，是中国智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试图梳理大晋中文化圈的哲学社科源流，定有诸多错漏之处，请方家指正。因与之前的《何以晋中》《何以晋中之晋商故里》《何以晋中之先贤名流》《何以晋中之文脉传承》呼应，故名《何以晋中之哲学社科》。

明代吕楠（理学家、文学家，嘉靖十四年任国子监祭酒）《三晋明贤议》：“承命，查定三晋明贤，奉祀河东书院。按史志，在黄帝有若解州风后，在唐虞有若稷山后稷，在夏有若安邑关龙逢，在商有若夏县巫咸、平陆傅说、首阳伯夷与叔齐，在周有若平遥尹吉甫、介休介子推、晋阳羊舌肸、董狐、西河卜商，在汉有介休郭泰、太原王烈、解州关羽……”除以上提到的平遥尹吉甫、介休介子推、介休郭泰等晋中名贤外，下面的文章还有：祁县祁奚、温峤、王绩以及介休文彦博等等。

因为行政区划的古今差异，本文以地域格局稳定、文脉传承一体、人物族系脉络清晰的唐代古并州、古汾州、古辽州三大行政板块为基础，提出广义的大晋中文化圈层概念：一是现在的榆次、太谷、祁县、寿阳隶属古并州，开元年间升格为太原府，是三晋士族文化高度繁荣的核心地带。二是现在的平遥、介休、灵石隶属古汾州，是传统河汾儒学、文中子文化扎根传播的核心地域。三是现在的左权（辽州）、和顺、昔阳（乐平）、榆社唐一度时期则隶属古辽州。四是本文涉及到的人物，或故里生长于斯、或先祖祖籍发源此地、或宗族郡望肇基于此、或封地祠祀落于境内。

综合以上因素，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角仰望，自上古商周以降，历先秦、汉魏、隋唐、宋金、元明清，大晋中文化圈层有箕子、尹吉甫、祁奚、介子推；郭泰、王允、孙绰、温峤；王通、温彦博、王珪、王绩、王勃、王维、温庭筠；文彦博、杨云翼；祁韵士、祁寯藻等。近现代又有侯外庐、张友渔、王瑶、张颔等一大批哲学、政治伦理、文史思想、法学、考古学、社会治理名家，从思想、精神、传承、实践多个维度，为中国智慧的丰富、发展与实践作出了贡献。

商末西周：王道政教与诗教源头

代表人物：箕子、尹吉甫

箕子（约公元前11世纪），名胥余，商纣王的叔父，因封于箕地而称箕子。箕国疆域跨今太谷东北部、榆社全境、左权西北、武乡北缘。《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晋侯败狄于箕”，杜预注：“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阳邑即今太谷。《辞海》（1999 版）：“箕子，商代贵族。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北）。纣暴虐，箕子谏不听，乃披发佯狂为奴，为纣所囚。周武王灭商后，释箕子之囚，以《洪范九畴》授武王。后封于朝鲜，受周为客，不臣。相传曾作《麦秀歌》，以寄故国之思。”箕子与比干、微子被孔子称为“殷末三仁”。

箕子《洪范九畴》，提出九条治国根本大法，核心为“皇极”，确立了君主需遵循“大中至正”的政治准则；首创将自然的“五行”与人事系统关联，认为自然界的灾异是上天对君主失德行为的警示；把君主个人的道德自觉与国家治理的稳定秩序直接绑定，为后世儒家提供了重要理论来源。《洪范九畴》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开山之作，建立了早期系统的国家治理框架。其“重德”与“民本”思想，直接影响了孔子的“仁政”与孟子的“民贵君轻”学说。

尹吉甫（公元前852—公元前775年），原名兮甲，字吉甫，“尹”为官名，西周宣王重臣，军事家、文学家、《诗经》核心编纂者，被尊为“中华诗祖”。祖籍，一说四川泸州，一说湖北房县，和平遥是什么关系呢？周宣王时期，尹吉甫驻军平遥（古陶），夯土筑城，教士讲武，以御戎寇，遂殁于斯。平遥现存尹吉甫点将台、卿士书院、尹吉甫庙。有衣冠冢，明代立《周卿士尹吉甫神道碑》（1597年）。平遥古城2800多年的历史，就从尹吉甫素土筑城算起，平遥人尊其为 “建城之祖”。

学界认定《诗经》中的《烝民》《崧高》《六月》为尹吉甫所作；《江汉》《韩奕》属 “宣王中兴”系列，多认为与他直接相关。其核心思想，一是天道人性合一、性善论源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奠定儒家 “性善”“道德本体”思想。二是刚柔相济、守正不阿，“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柔而不软、刚而不暴，不欺弱、不惧强，是理想人格。三是贤臣补阙、忠君济世，“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大臣有责任匡正君过、弥补朝政缺失，强调公心与担当。四是诗以言志、温润教化，“吉甫作诵，穆如清风”，诗歌如清风化人，美刺时政、涵养德性、安定人心。

先秦时期：政治公心与忠孝伦理

代表人物：祁奚（祁黄羊）、介子推

祁奚（公元前620—公元前545年）。春秋晋国贤臣、政治伦理典范。姬姓，祁氏，名奚，字黄羊。因食邑封于“昭馀祁”（以今祁县为中心的地域及周边地域），遂以祁为氏，为祁氏始祖。

据《左传·襄公三年》记载，祁奚外举不避仇（解狐），内举不避亲（祁午）， 用人不问亲疏恩怨，只以“能否胜任”为唯一标准，打破了周代“世卿世禄”的血缘政治束缚，展现了早期官僚政治的理性光芒，成为中国古代“任人唯贤”吏治思想的经典范例。备受孔子、左丘明等先贤推崇。《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此举《史记》《国语》《吕氏春秋》等均有收录。

介子推（？—公元前636年），春秋晋国贤臣，追随晋文公重耳流亡多年，是辅佐其复国的重要功臣，为传统忠孝伦理的典范人物。现存最早记载介子推事迹的正史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晋文公霸业告成后，介子推不求功名利禄，认为兴邦在天、非人力所致，于是侍奉老母隐居绵山（今介休境内）。《国语·晋语四》《吕氏春秋·介立》《史记·晋世家》、刘向《新序·节士》相继载录其事。“割股啖君”“焚山殉节”等故事属于后世衍生典故，多见载于《庄子》《韩非子》《韩诗外传》等典籍，历代对其高洁气节推崇有加。

为缅怀介子推，民间逐渐形成禁火寒食的风俗。东汉桓谭《新论》首记此俗，《后汉书·周举传》记述尤详。历经魏晋发展，最终定型为传统节日寒食节。介子推立身行事，忠不忘孝、孝不失忠，完美诠释儒家忠孝合一的理念。其修身守道、淡泊荣利的品格，被后世士大夫奉为圭臬，长久塑造着三晋文化重气节、守本心的精神特质。

汉魏六朝：儒学传承与玄佛交融

代表人物：郭泰、王允、孙绰、温峧

郭泰（128—169年），字林宗，太原界休（介休）人，东汉名士、民间教育家、清议领袖。家境贫寒，年少苦读，师从名儒屈伯彦，数年间便精通诸经。善言谈、风姿卓然，游学洛阳期间，遍交朝野贤达，名满京城，成为东汉中后期引领士林的核心人物。

作为布衣大儒，郭泰立足河汾大地，躬身推行儒学教化，把修身守节、崇德举贤的儒家思想普及乡里，塑造出三晋文脉重气节、尚清议、兴教化、重践行的精神特质，对汉魏北方儒学传承与士风演变影响深远。

后人尊称其为林宗先生、郭有道，他与介子推、文彦博并称 “介休三贤”，是三晋历代乡贤祀奉的重要先贤。蔡邕所作《郭有道碑》有言：“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后汉书·郭泰传》亦评其德行：“墨、孟之徒不能绝也。”

王允（137—192年），字子师，出身太原王氏祁县支脉，官至司徒、录尚书事，为东汉末年重臣。《后汉书·王允传》载：“王允字子师，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为冠盖”。同郡名士郭林宗初见王允便大为赏识，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他以正统儒学作为施政根本，秉持尊君、重礼、任贤、守节、存文脉五大理念，立足儒学、辅之以政，礼法兼施。王允解除党锢、擢用名儒、护存典籍、诛除乱臣。其人刚直守礼、崇尚气节、坚守正统，于乱世之中竭力维系汉室礼法，护持儒学文脉。

孙绰（314—371年），字兴公，东晋著名玄言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为北方士族南渡的代表人物，晚年定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历任太学博士、尚书郎、散骑常侍、廷尉卿，世称 “孙廷尉”。

孙绰出身平遥孙氏名门，先祖孙楚驰名西晋文坛，孙绰与从兄孙盛并肩崛起，孙氏一门横跨西晋、东晋两代，融文学、史学、玄学于一体，是中古士族文化兴盛的典型代表。孙绰年少隐居会稽山水，潜心研读老庄玄学，寄情林泉。他身处东晋核心名士圈层，与许询、王羲之、谢安等贤士交游密切，亦是永和九年兰亭雅集的重要参与者。

其千古名篇《游天台山赋》辞采峻拔、意境高远，孙绰自诩此文“掷地当作金石声”，是魏晋山水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后世徐霞客对天台山的山水向往，便缘起于这篇赋作。明万历四十一年癸丑三月晦（1613年5月19日），徐霞客从浙江宁海西门启程，开启毕生万里壮游，写下《游天台山日记》。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将每年5月19日设立为“中国旅游日”；2022 年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落地孙绰故里平遥，赓续千年山水文脉。

思想层面，孙绰以老庄玄学为根基，兼融佛学要义，是东晋“名教即自然”思潮的核心代表士人。其著作《喻道论》是魏晋南北朝三教融合进程中的关键文献。彼时佛教初兴，与本土儒、玄思想论争激烈，排佛、尊佛论调纷杂。孙绰提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核心命题，从精神本体、教化功用、济世宗旨多维度贯通儒佛要义，是魏晋时期最早系统阐释儒佛同源、消解二家对立的思想论断，为后世三教合一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重要雏形。

温峤（288—329年），东晋名臣、军事家、文学家。与孙绰为东晋政坛同道，通晓《老子》《庄子》，擅长清谈，兼具深厚玄学素养。其人恪守礼法而不迂腐，深究玄理而不浮华，深谙权谋而不诡诈。终其一生，他以“忠武”为谥，躬身践行儒玄合流、救国济世的人生理想。

隋唐时期：盛世气象下的思想繁荣

隋唐终结了长期分裂局面，大一统格局稳固，加之科举勃兴、中外往来频繁、三教并存共生，造就了思想领域兼容开放、多元融合、兼收并蓄的气象。这一时期是中古思想承上启下的鼎盛阶段，也为宋明理学的形成筑牢了根基。

代表人物：王通、温彦博、王珪、王维

王通（584—617年）。隋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字仲淹，私谥文中子。他潜心钻研儒家六经，曾西行长安向隋文帝进献《太平十二策》，系统阐述治国安民方略，未被朝廷重用，于是弃官返乡，在河汾之间讲学著述，从学者甚众。

王通与祁县的渊源。《中说·文中子世家》载：“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乱，盖东迁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大意是：王氏为周王室姬姓后裔，家族本籍太原祁县。永嘉之乱后族人东迁，至先祖王穆公时出仕北魏，魏周之际因有功于民，受朝廷赐地，自此定居河汾一带，家族在此已历四代。杜淹《文中子世家》记载，王通十八代祖王殷最早在祁县定居，故此王通自称“家于祁”。吕才《王无功序》亦云，王通之弟王绩为太原祁人。唐代碑传文献，也多以太原祁作为河汾王氏的郡望籍贯。

王通的著作《中说》，又名《文中子中说》，为语录体典籍，由其门人仿照《论语》体例整理编纂。门人取《周易·坤卦·象辞》“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之意，私谥王通为 “文中子”。

王通的哲学思想。其一，以中道为核心。主张天道、人道、治道贯通一体，淡化汉代天人感应与谶纬神学，以客观规律解读天道性命；强调治国坚守中正之道、以德为本、以民为基，重构儒家王道政治体系，彰显儒学经世安民的根本价值。其二，首倡三教可一。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主张以儒学为正统，兼取佛、道两家心性思想之长，推动三教互补共生，开启中古三教融合的先声，为宋明理学整合诸家、构建新儒学体系埋下理论伏笔。其三，主张以性制情、穷理尽性的修身路径，为宋明理学心性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王通思想对后世影响。王通是隋代极具理论建构与思想革新价值的布衣大儒，位列《三字经》“五子”（荀子、扬子、文中子、老子、庄子），是中古儒学转型的关键人物。唐初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名臣深受其王道经世思想影响并躬身践行，奠定了贞观年间治国理政的基本基调，推动儒学重回王朝主流思想地位。

祁县望族温氏三彦，即温大雅、温彦博、温大有三兄弟，是初唐立国的重要支柱。唐高祖李渊曾评价：“我起晋阳，为卿一门耳。”温大雅为李渊太原起兵时的核心记室，执掌开国机密，官至礼部尚书，著有《大唐创业起居注》。他师从王通，笃行河汾经世儒学。温大有历任中书侍郎，是跟随李渊创业的机要近臣；温彦博则为贞观一朝中枢宰辅。延至晚唐，祁县温氏仍人才辈出，温造官至礼部尚书，温庭筠则被尊为花间词派鼻祖。

温彦博（574—637年），历中书令、尚书右仆射，贞观朝核心宰辅，主持东突厥安置国策，身后陪葬昭陵。他秉持王道怀柔、华夷一体的民族理念，开创唐初多元共生、包容和合的民族治理范式。贞观四年东突厥平定后，魏征等朝臣主张将突厥部众远徙分化、严加管控，以求防范边患。温彦博独倡王道包容之策，在《贞观政要·论安边》中提出 “全其部落，不离本俗，因而抚之”的安边方略。其思想以儒家“有教无类”“王者无外”为内核，主张尊重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习俗，保留部落建制与自治空间，实行就地安置、以德怀民、因俗而治。这一举措既充实了边疆人口，又彰显出朝廷坦荡包容的王道胸襟，是成就贞观盛世开放治世格局的重要思想源头。

王珪（570—639年），与温彦博同郡同宗，渊源深厚。他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温彦博、戴胄等一并位列贞观名臣。王珪官至侍中、礼部尚书，封永宁郡公。《旧唐书·王珪传》评价其推诚纳善，深得唐太宗信赖。隋末，他前往龙门白牛溪拜文中子王通为师，《中说》亦记载其跟随王通研习《诗经》，与温大雅、温彦博同为河汾门下弟子。王珪力倡“君臣同德”，阐发“君为元首，臣为股肱”的君臣之道，主张治国以任贤纳谏为先、以修身齐家为本，方能实现天下安定。王通主张“三教合一”，温彦博力主“华夷一体”，王珪深耕谏议政治。三家思想相辅相成，共同成为唐代开明、包容、务实的治国理念与民族治理思路的重要思想基石。

王维（701—761年），《旧唐书·王维传》载：“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早年秉持王道仁政理念，立志修身济世，诗文饱含民本情怀与忧国之思。中年选择半官半隐的中隐生活，寄情山水，以自然消解仕途困顿。晚年笃信佛学，参悟空寂之理，追求自性清净，看淡功名荣辱，其山水诗融禅意于笔墨，后世尊其为“诗佛”。王维一生以儒立身、以道栖心、以禅安性：入世恪守儒家道义，中隐依托老庄求得自在，晚年归心禅境。他是盛唐北方士族从积极经世转向精神内修的典型代表。其“中隐”处世范式，被后世文人广为效仿。他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特色发挥到极致，确立了山水诗的禅意审美，塑造出儒、道、禅三学相融的精神范本。

宋辽金元：理学北传与多元融合

代表人物：文彦博、杨云翼

北宋哲学思潮，以义理解经，儒学复兴，融佛道，酝酿宋明理学。其时，产生五大学派，分别是：庆历新儒学（范仲淹、欧阳修、胡瑗、孙复、石介）、荆公新学（王安石）、蜀学（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关学（张载）、洛学（程颢、程颐，理学正宗）。

文彦博。温彦博、文彦博，是一唐一宋两个宰相级的人物。文彦博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军国重事，后者地位居于宰相之上；累加太尉、太师荣衔，封潞国公。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其从祀历代帝王庙。文彦博初谥文恭，南宋端平年间改谥忠烈。他享年九十一岁，出将入相近五十载，文治武功彪炳史册。

文彦博为政风格沉稳持重，治学立身恪守传统儒学，推崇儒家“中和”之道。他主张治国以德为主、以刑为辅，视道德教化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根本，不主张滥施刑罚。施政以爱养民力为准则，力行宽政、倡导节俭、与民休息，摒除苛捐杂税，力保社会安定、民生富庶。针对王安石变法的激进举措，他主张恪守祖宗成法，反对大幅更张。其治政理念与施政实践，深刻影响宋代政治格局，是中国古代治世思想中稳健安民一派的典型代表。

文彦博的思想可以概括为：“至也（则）民悦，去也（则）民思”，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源头都出自《孟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为官爱民、兴利除弊，方可得民心。

司马光撰《河东节度使守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潞国公文公（文彦博）先庙碑》：

至也（则）民悦，去也（则）民思。

其思如何，式谣且歌。

歌政之和，在洛为多。

谋居之安，畴如得民。

民之戴公，如父如母。

公之爱民，如子如妇。

公之德业，山高水深。

公之令名，玉振金声。

惟忠惟孝，是则是效。

亿万斯年，永永无斁。

文彦博历仕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亲身见证历次变法、朝堂党争与一众名臣的浮沉进退，看尽一代代士人的登场与谢幕。他并非某场政治风波的核心人物，却是那个时代完整的亲历者与缩影。时人皆是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而他本人，几乎就是那一整段时代的写照。

杨云翼（1170—1228年），金代名臣、理学大家、文坛宗主。累官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御史中丞、翰林学士，执掌朝堂文柄与科举铨选近三十年。与赵秉文齐名，并称“杨赵”，以朝堂治学、以学辅政，接续北宋理学、开启金元实学，卒谥“文献”，后世尊其为金代儒臣典范、北方道统传承核心人物。

明清时期：实学高峰与晋商精神

代表人物：“河东三凤”、戴廷栻、祁韵士、祁寯藻、晋商群体

“河东三凤”。指明成化二十年（1484 年）同科进士：太原王琼、昔阳（乐平）乔宇、和顺王云凤。王琼（1459—1532年），历仕四朝，官至户部、兵部、吏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少师，赠太师，谥恭襄；后世将其与于谦、张居正并称 “明代三大重臣”。乔宇（1464—1531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少保、太子太保，卒谥庄简。王云凤（1465—1518年），历任礼部主事、陕西提学佥事、国子监祭酒，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三人身处朱子学向阳明心学转折的关键时期，学术上承接北方朱子理学（河东学派）、实学经世、弘治文学复古三大脉络：王琼偏政务实功，乔宇兼理学与文辞，王云凤守河东理学气节，堪称明代北方儒臣典范。

戴廷栻（1618—1691年），山西祁县人，出身官宦世家，祖辈、父辈皆为明代朝臣。他是清初北方明遗民群体的重要财力支撑，亦是知名藏书家与文献整理者。傅山（1607—1684年），太原阳曲人，终身布衣，是明末清初著名遗民、思想家、医学家、书画宗师。其经子平等的学说打破传统经学桎梏，深刻影响晚清章太炎的诸子研究，被视作近代诸子学的开山人物。戴廷栻与傅山同肄业于太原三立书院，情谊笃厚。二人联合顾炎武等南北学者，以祁县丹枫阁为北方学术枢纽，构筑起清初北方实学阵营。他们针砭程朱理学空疏之弊，推崇实学、坚守气节，是推动明末清初山西思想转型、传承遗民文化的中坚力量。

祁韵士、祁寯藻。祁韵士（1751—1815年），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入翰林院，精通满文，供职国史馆、武英殿《四库全书》分校、户部宝泉局监督；嘉庆十年受铸钱亏空案牵连流放伊犁三年，返乡后主讲兰州兰山书院、保定莲池书院，终老书院讲学，填补清代西域地理空白，是乾嘉西北史地学奠基人，首次把蒙古、新疆、西藏纳入大一统王朝正史体系，奠定清代边疆史学科目。他的大一统疆域史观、重实证弃空疏的乾嘉实学，坚守经世致用思想传统，将史学落脚边疆治理、边防、民生，研究为国家经略西北服务。

祁寯藻（1793—1866年），祁韵士之子，清代中后期名臣、大儒、文学家、书法家。历仕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历任礼部、户部、兵部、工部尚书，官至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是晚清中枢核心重臣。先后侍读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帝王，世称“三代帝师、四朝文臣”。一生清廉刚直，晚清政坛清流领袖、北方朴学盟主。

祁寯藻是调和汉宋经学第一人，主持刊刻《说文系传》《朱子小学》，聚拢乾嘉朴学后劲，保存大量乾嘉文献。出资刊刻其父祁韵士遗作以及顾炎武、阎若璩、傅山相关文稿，保全三晋文脉。开创地域农学，《马首农言》记载晋中农耕、农谚、水利、畜牧、灾荒，为清代北方最重要地方性农学典籍。上承傅山书学脉络，晚清四大书家之一。存《䜱䜪亭集》等诗文集，引领晚清宋诗风潮。祁氏父子一生守正崇儒、兼容实学，实学为本、经世济民，是清代中后期代表三晋学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晋中晋商群体。从盐商、边商到票商，山西商人“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豪商大贾甲天下”，形成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6月视察山西的重要讲话）。从万里茶道的开拓进取，到汇通天下的惊世创新，晋中商人破古今、行天下，学而优则商，富而不忘本，在中国商业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万里茶道、金融之道到精神之道，贯穿晋商始终的，是经世济民的立身大道；从纵横天下、货通天下到汇通天下，支撑晋商行稳致远的根本，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家国天下情怀。

这份可持续发展的底气，首先是秉持“学而优则商”的重商观。《管子·小匡》有言：“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四民皆为国家柱石，正是这份认知，让晋商堂堂正正立足商界。其次是信义为本的义利观。晋商尊关公为精神偶像与保护神，“义” 成为晋商最鲜明的精神标识。再者是勇于求变的创新观。《大学》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新民”。日昇昌破古今、行天下的实践，正是晋商群体与时俱进、大胆革新的生动写照。同时，拥有放眼寰宇的天下观。俗语云：“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他们不畏远途、务实肯干。清咸丰六年（1856年），平遥商董礼聘罢官返乡的山西五台学者徐继畬，出任平遥超山书院山长，执教近十年（1856—1865年）。徐继畬倡导开眼看世界，认同域外文明，主张通商立国、工商富民，进一步拓宽了晋商的视野与格局。 最后是修身报国的家国观。作为儒商群体，晋商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哲学的忠实践行者。晋中巨贾渠本翘便是典型：1905年前后，他率众发起保矿运动，联合山西民众从英商手中赎回矿权，牵头创立保晋矿务公司；接办改组晋升火柴局为双福火柴公司，创办山西早期近代民族工业；还积极募资参与同蒲铁路建设，捐巨资兴办太原私立中学（今太原五中）等新式学堂，启智育人、造福乡梓，用行动诠释了儒商的责任与担当。

近现代：社会科学体系的贡献者

代表人物：侯外庐、王瑶、张友渔、张颔、马长寿

侯外庐（1903—1987年），山西平遥人。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之一，中国思想史学科奠基人、西北大学原校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长（1980—1982年）、中科院学部委员，开创侯外庐学派。理论层面，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核心理论工具，系统论证中国古代社会 “氏族血缘 — 国家合一” 的独特发展道路，迥异于西欧古典奴隶制模式，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理论框架。学科层面，建立“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完整中国思想史学科范式，形成延续至今的侯外庐学派。主编《中国思想通史》（先秦至明清，5 卷 6 册），首次构建贯通古代至近代、融合多领域思想的中国思想史学体系，影响深远。其他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宋明理学史》《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国思想史纲》。自传《韧的追求》，记述翻译《资本论》与治史心路。

王瑶（1914—1989年），山西平遥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古文学研究开拓者、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钱理群、陈平原、温儒敏、吴福辉等均出自其门下，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中坚力量。代表作《中古文学思想》《中古文人生活》《中古文学风貌》，将社会文化与士人心态相结合研究魏晋文学，打通思想史与文学史的界限，成为中古文学研究无法绕开的经典，确立了中古文学现代研究范式。其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稿完成于1951年，1953年正式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体系完备的现代文学史专著。该书确立了现代文学分期、作家与流派的基本框架，奠定了全国高校现代文学课程的教材体例，推动现代文学在国内正式建制为独立学科，该书日文译本亦在海外流传。

张友渔（1898—1992年），山西灵石人。中国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兼三域学术成就。历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法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新中国法学学科建制开创者）。1954年、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全程参与两部根本大法起草；兼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首任会长、中国政治学会首任会长，主导改革开放初期民事、刑事、行政等数十部基础法律的立法论证。始终坚持“法治为民”与“依法治国”理念，强调法律必须服务于国家长远建设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专著有《中国宪政论》《法学基础知识讲话》《张友渔文选》等；主编《中国法学四十年》《法律全书》《辞海法学卷》等大型工具书。

张颔（1920—2017年），山西介休人，当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钱币学大家，山西考古事业奠基人。1965年主持侯马春秋晋国遗址发掘，耗时十余载考释五千余片朱书（兼墨书）玉石盟书，相关成果于1976年定稿并出版《侯马盟书》。该书首次系统释读春秋晋国手写古文，厘清春秋晚期赵鞅盟誓史实，填补晋国史研究空白。侯马盟书项目1995年入选新中国成立以来十大考古发现，这部著作也成为先秦文字、春秋战国史领域的核心典籍，是海内外考古与古文字学界的基石之作。著有《古币文编》（1986年出版），开创先秦钱币文字系统考释范式，是钱币学、金文研究领域的经典工具书。

202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核心要点就是要坚持“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2026年高考全国 II 卷作文引用了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的一句话：“日月不失其体，故蔽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中华民族的 “体”，是代代相传的精神品格、思想哲学与价值追求，如日月；中华民族的 “源”，是五千余年绵延不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江汉。而大晋中文化圈的哲学社科，是山西哲学社科、中国哲学社科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汇入江汉以壮其流，融入日月而增其光。守本体、固本源，方能历经困顿而重生、遭遇险阻而永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