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山西，表里山河，文脉绵长。从《禹贡》辨九州山川，到光绪《山西通志》集三晋大成，方志编纂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晚清乡宁人杨笃（1834年—1894年），一生主纂或参修志书13部，特别是纂修完成184卷光绪《山西通志》，将山西方志编纂推向学术高峰。

近日，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中国地方志学会、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太原市地方志研究室在太原举办了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方志名家杨笃的学术贡献与时代价值”分论坛，来自全国各地文化学者、方志工作者、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围绕中国地方志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杨笃方志理论与编纂实践、杨笃金石书法研究等主题展开研讨，多维度挖掘与重现方志名家杨笃的学术成就和时代意义，让这位“藏在志书故纸里”的先贤在当代学术研究与人文实践中再现光彩。特摘部分精彩观点，以飨读者。

一 关于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葛剑雄（复旦大学）认为，杨笃在百余年前便明确提出“志非史也”，主张方志兼顾自然与社会两大记述维度，突破了传统“志即是史”的认知局限。他提倡“详今略古”的修志原则，重视资料收集与实地调查，尤其推崇“计里画方”的科学制图方法，要求方志地图具备量化比例标准，极大提升了传统方志的科学性与实用性。这一系列理论主张，与谭其骧后来提出的“地方史志不可偏废”等修志理念高度契合。杨笃的修志实践印证了方志应兼具地理精准性与社会全面性，这一思想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新时代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

吴文杰（北京师范大学）认为，中国古代方志形态从地记、图经到定型方志的演变过程，也是生态意识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汉代地记萌芽朴素认知，隋唐图经将物产独立分类并融入审美意识，宋代以后物产记载从夸耀丰饶转向探究人地关系，发展出以“为民”为旨归的天人合一思想。

杨剑利（中国人民大学）以清代雍正朝与光绪朝两部《山西通志》为个案，分析“关隘”与“关梁”类目之变，揭示清代山西从“防边”重镇到“腹里”内地的地理定位调适，体现了山西地理形胜价值随国家“大一统”推进而发生的深刻转变。

冯志远（天津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总结了传统方志经典体例（图、谱、考、略、记、录等门类架构）的系统性与分类科学性，指出其对当下第三轮修志在优化篇目设计、贯通自然与人文、规范门类归属及提升学术质量方面的重要启示。

王兴锋（贵州师范大学）以民国《续修礼泉县志稿》为典型案例，探讨方志近代化转型：采用纲目体取代平目体，增设交通、物产、风俗、兵事、赋税等新类目；人物书写突破“只褒不贬”传统；经济民生关注水利、棉纺织业、苛税乱象，体现“民事加详”的新史学理念。

董永刚（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认为，传统方志长期存在重人文轻自然、重静态记述轻动态关联的短板，提出将环境物候与人地耦合研究融入方志编写的四项路径：优化编纂体例，独立设置环境物候专编；多元搜集资料，实现资料互证；创新编纂方法，强化科学分析；比较区域差异，彰显地域特色，推动方志向“科学阐释型”转变。

张瑞琴（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认为，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根同源，起源于《周礼》《百国春秋》《山海经》《禹贡》四大典籍，分别确立了职官辅政、存史脉络、记地空间、地理治理融合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的物质载体与历代治国理政的实践工具。

孟学武、岳伟丽（阳泉市地方志研究室）认为，历代方志对地方“八景”的凝练与描绘，将自然山水地貌转化为具有高度文化认同的意象空间。当代系统梳理与激活古志中的“八景”资源，能够将历史文化记忆赋能于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实现文化传承与文旅高质量发展的双向赋能。

二 关于杨笃方志理论与编纂实践

刘益令（山西省地方志学会）表示，在方志理论层面，杨笃不拘成法、自创体例，志书架构从早期“表、志、传、记”四体，逐步演进为《山西通志》“图、谱、考、略、记、录”六门体系。他将“计里画方”明确为修志制图的科学标准，主张金石门类单列存史、各条目设“小引”阐明宗旨，始终秉持“有裨实用”的修志原则，将金石考据与史地研究融入编纂，是清代“学以致用”修志路径的重要践行者。

郝岳才（《杨笃评传》作者）结合自身二十余年寻访研究与《杨笃评传》的撰写经历，系统阐释了杨笃的学术贡献、精神品格与时代价值。杨笃是“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积极践行者，其学术兼具朴学根基、史地视野与金石考据之功，尤以方志纂修成就卓著。杨笃具有敢于担当、甘守清贫、淡泊名利、鞠躬尽瘁的品格。杨笃的修志体例成为民国山西修志的“定例”，其手订《山右金石记》有力推动了山西金石学发展，后世大量金石著述赓续其研究路径。

杨培杰（首都师范大学）认为，杨笃融方志编纂、历史地理考证、金石实物研究与乡土纪实诗文于一体，构建了多源史料互证、多学科交叉的山西区域史研究范式。山西区域史并非均质的单维叙事，而是由文献编纂、地理空间、金石实物、人文精神、民间社会五大维度交织而成的复合整体。

仝建平（山西师范大学）认为，光绪《五台新志》以徐继畬未竟稿为基础，历经曾国荃倡议、三任知县接力推动、18名邑绅采访、4名乡贤补注，由杨笃进行指导、增广与润色，历时20年而成。该志体例完备、考订谨严，是杨笃“襄修”而非“主纂”的典范。

王晓峰（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认为，杨笃方志思想的核心在于“志即史”的本质定位与“六门五体”的体系构建。《西宁新志》纠正《水经注》“沿袭近千年的地理记载失实问题”；《山西通志》“图包括计里方格图，金石志收录文物数千件”。其时代价值体现为坚守存史初心、秉持致用理念、坚持守正创新、立足地域特色、弘扬修志精神。

王惟惟（杭州市方志馆）认为，杨笃在经世致用思潮下提炼出“莫先地理”理论，构建了包含经世实政价值、史地互证方法、地理优先编纂三个层面的方志地理思想体系。其“以地立宗、据实考辨、学以致用”的精神，对第三轮修志夯实地情基底、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闫建军（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认为，光绪《代州志》由俞廉三主持、杨笃实际主编，是一部体例严谨、考据精审的典范之作。杨笃在该志中考辨了“雁门郡治与雁门关的时空分离”“代国都城八迁”以及“广武与原平的地望混淆”三大难题，纠正了顾炎武、阎若璩等前儒的疏失。

姚强（山西省文物局）认为，杨笃修志展现了立足“微观考据”建构“宏阔视野”的大历史观。他以深厚的金石学功底“以石证史”，通过碑刻遗存与文献互勘，将地方金石铭文与中央官制变迁、北方民族融合及晋商经济转型等宏大历史叙事深度衔接。他提出应通过“数字人文赋能、公众史学转化与活态具象展陈”推进传统金石方志的创造性转化。

杨挺（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认为，光绪《长治县志》作为杨笃主纂的最后一部县志，成功地将省志规范降维应用于县域编纂，构建了“图、表、志、传、记”五门二十八类的精干体系，并真实记录了“丁戊奇荒”与清初潞绸机户焚机抗税事件，集中体现了“志即史也、求实存真、经世致用”的修志思想。

李杰（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认为，杨笃的方志成就乃是在科举失意、总纂病故、同僚离散、经费枯竭等极度困顿中以生命耗竭为代价淬炼而成。“一身之寿夭，命也；倘通志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这一誓言展现了“以身殉道、守续文脉”的精神品格，是当代方志工作者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吴燕（福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认为，杨笃“高产且高质量”的根基在于“通人之学”与“专家之业”的高度统一，其根基有家学渊源与师承脉络、“读书即修志”的日常积累、田野调查的双重赋能以及清代修志制度支撑。其对当代第三轮修志的启示是学术为本、方法赋能、体例创新、机制优化、因地制宜、精神重塑。

仝建宁（江苏省邳州市文联）认为，杨笃突破传统方志编纂定式，建立创新理论体系，推动了传统方志学的近代转型。民国初年，邳州人窦鸿年主纂《邳志补》，灵活吸收运用杨笃方志理论，成为地方志书的典范之作，论证了杨笃方志思想的科学性与先进性。

赵晓华、王克丽（山西博物院）提出，山西博物院所藏杨笃致友人卫天鹏的两通书札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第一通揭示了纂修《西宁新志》是杨笃从轻视考据转向注重实证考据的学术生涯转折点；第二通真实记录了“丁戊奇荒”后杨笃入职山西通志局前期的清苦生活与修志心迹，不仅还原了生平细节，亦展现了其兼具金石气与文人雅趣的流美书法。

王晶晶（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认为，杨笃方志理念的核心是“用史法而不袭史名”，即在恪守方志本位的前提下，以史家精神统摄全局。其在光绪《山西通志》中首创“图、谱、考、略、记、录”六门三十七类体系，实现了图文互证、古今分治与纪实存人。他取章学诚“史志派”与戴震“考据派”之长，其“实事求是”的注源原则与“有裨实政”的选材标准，为当代修志正确处理史志关系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周家欣（临汾市地方志研究室）认为，杨笃方志编纂的核心特质是“实践品格”与“民本取向”。方法上“考据不唯书，求证于实地”“采摭不避俗，求教于故老”；内容上为孝义、方技、耆寿等非仕宦类人物立传，为“沉默的多数”争取被历史记住的权利。其“以身殉志”的使命意识、“宁阙不诬”的史德风范、“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启示我们“志书的根基在田野，不在书斋”。

郝治文（吕梁市地方志研究室）认为，杨笃纂修的光绪《山西通志》体例严整、考据精审，为晚清山西体量最大、考据最精的省志。杨笃提出“方志非史而与史近”的审慎定位，创立“图、谱、考、略、记、录”六门分类体系，主张“用史法而不袭史名”，并尖锐批评方志“广张名目，旁搜隐僻，藉为夸饰”之积弊。

三 关于杨笃金石、书法、诗文与教育研究

李晓东（中国作家协会）认为，杨笃诗作显示出从古体诗词向近代诗词转型的鲜明特征，同时，方志学家的身份使杨笃诗作兼具史识与现实感。他遍咏三晋及塞北山河风物，吟咏重心落在三晋故里，直面民生弊政，兼具白居易新乐府的现实主义风骨，题材多元。其诗风深沉与激越并见，善以景抒怀、情感真挚，语言浅白少典，性格特质亦在诗中多有投射。

仲威（上海图书馆）以上海图书馆藏《潘祖荫友朋品评盂鼎释文册》为线索，揭示了杨笃在晚清金石学界的地位与贡献。大盂鼎由左宗棠购赠潘祖荫，潘长期邀约金石学者开展铭文考释，该释文册即为此项工作的实物遗存。册中开篇为陈介祺释文，其后诸家考释题跋里，杨笃之作位列首位，足见潘祖荫对其学术功底的高度认可。潘祖荫搜集整理山西金石文献亦倚重杨笃，誉其为“山右硕儒”。

武俊华（山西省文物局）认为，杨笃所撰《山右金石记》共著录17件商周青铜器，准确记录了晚清山西吉县安平村、闻喜南王村、代县蒙王村及万荣庙前村等数批出土铜器群。其著录出土地点明确、考正精审，对鲍子镈等铭文的考订具有开创性贡献，为三晋青铜文明与区域考古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实物与文献坐标。

王海晓（山西晋宝斋艺术有限公司）认为，杨笃旧藏齐镈拓片图轴是融合金石考据、书法题跋与艺术收藏的综合性文物，体现了晚清学者“以拓传器、以跋考史、以书载道”的学术传统。此类拓片的研究应置于晚清金石学、方志学、艺术史的多维交叉坐标中，方能完整揭示其作为“学术艺术品”的综合文化价值。

刘永杰（山西省人民医院）认为，杨笃的书法艺术根植于史志编纂、金石考据与书艺实践的深度融合，形成“以史志为体、金石为用、书法为形”的独特范式。其书法实现“金石气、书卷气、学者气”三者合一，开创三晋金石书风谱系，奠基了近现代山西以碑学、篆隶、金石为核心的主流书风。修《山西通志》时“至严冬霜雪，犹冷砚寒灯，若忘其苦，甚至指肿如椎，血溢爪浇不肯休”，体现了“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担当。

冯潞（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认为，杨笃的书法是其金石之学在笔墨中的自然流淌，核心方法论在于“金石入书”。他将编纂《山右金石记》过程中积累的海量金文与碑版视觉经验转化为笔墨语言，形成了“朴茂雄强”与“古朴大雅”兼具的书风。作为“学术型书家”的典范，杨笃在山西书法史上扮演着“上承傅山、下启赵铁山”的碑学转型枢纽角色。

王兆保（浙江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认为，杨笃的纪行诗是田野考察的“感性测绘与行旅档案”，抒怀诗展现了孤灯冷砚下“以生命修志”的坚韧人格，方志序跋则是其方志理论的文学化宣言。诗文与方志题材互文、风格交融，共同构筑了可读、可考、可感的三晋地域文化空间，呈现出“诗志一体”的学者范式。

俞美娜（杭州市方志馆）认为，杨笃深厚的诗文素养对其方志文风产生了深刻塑造：诗歌的炼字艺术与写实精神赋予志书凝练质朴的语言风格；古文与碑志文的叙事技巧构建了章法谨严的结构；诗文中蕴含的民本思想则构成方志“重实用、切民生、有裨实政”的思想内核。

李雪梅（山西大学）认为，以杨笃为翘楚的乡宁杨氏家族是晚清山右地方家族中的杰出代表。家族以“笃孝尚义”为根基，以“文学起家重举业”，以金石文字为家学，形成了“以六书之学探求金石”的端谨醇正学风。杨恩树首倡修志，杨笃精研《三礼》《说文》，深厚的家族文脉既滋养了杨笃的学术成就，也推动了晚清三晋地方文教的勃兴。

杨晓东（乡宁县三晋文化研究会）认为，杨笃一生经历云丘、鄂水、宏运、弘州、晋阳、令德堂6所书院，学术生涯呈现出由科举举子向“山右通儒”演进的轨迹。在宏运书院师从王轩完成向朴学者转型的关键跃迁，在弘州书院开启方志编纂，在令德堂与晋阳书院达到学术巅峰。他构建起“王筠—王轩—杨笃”的晚清山西朴学代际传承链条。

郝东升（太原科技大学）认为，杨笃构建了“崇儒立德、经世致用、因材施教、方志育人”的教育思想体系。他主张童蒙教育以《说文》训诂筑基，反对八股功利学风；在晋北边塞倡导“兴学固边”，在晋东南腹地推进“书院革新”，在山地县域推行“普惠蒙学”；并创新性地将地方志作为乡土教化教科书，实现了存史、资治与育人的统一。